2015年是生物制藥產業又一標志性的一年。美國FDA在這一年批準了45個新藥，創造了僅次于1996年53個新分子實體獲批巔峰的水平。然而，對比1996年的情況，2015年的獲批藥品呈現出了諸多不同。

其中一點是，1996年批準的大部分藥品屬于小分子藥物，包括一直以來最為暢銷的輝瑞（Pfizer）的重磅降血脂藥立普妥（Lipitor）。1996年僅批準了2個生物藥品，分別是胰島素類似物Humalog和干擾素beta-1a粉針劑Avonex。

新藥價格不可同日而語

1996年藥品批準情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制藥巨頭的企業戰略和研究哲學：探索研發可能被主治醫師用于治療成千上萬患有心血管疾病（他汀類和降壓藥）、傳染病（抗生素和真菌）、糖尿病、疼痛和中樞神經系統障礙（抗抑郁藥和抗精神病藥物）患者的藥品。“重磅炸彈”商業模式回歸并聚焦于定價中等的廣泛使用的藥物，甚至1996年批準的抗癌藥，如伊立替康（Camptosar），也往往是用于抗擊很多類型腫瘤的細胞毒素劑。
如今，企業也并未完拋棄這種方式。2015年獲批的藥品中有望成為“重磅炸彈”的包括：諾華（Novartis）的心血管疾病用藥Entresto和銀屑病用藥Cosentyx、諾和諾德（Novo 
Nordisk）的糖尿病用藥Tresiba。與1996年不同的是，2015年獲批的一些小眾或“有利可圖”的藥品使用者雖少，卻可因高昂價格而獲取豐厚利潤，尤其是獲批的14只抗腫瘤藥，如輝瑞的Ibrance（抗乳腺癌藥）和羅氏（Roche）的Alecensa（抗肺癌藥）等針對特殊突變所形成的腫瘤，而研發的“靶向治療”藥物。對于腫瘤醫師和患者而言，這些藥物的可獲得性較高，但其價格均高達10萬美元/年。
與1996年相比，2015年另一個較大的變化在于，罕見病用藥研發持續進步，通過審批的孤兒藥共有6只。還有一個令人驚訝的變化在于降低密度脂蛋白藥物的定價上，安進（Amgen）的降低密度脂蛋白藥品PCSK-9抑制劑Repatha和再生元（Regeneron）與賽諾菲（Sanofi）聯合研發的Praluent，列出的價格表單顯示二者均將設置超過1.4萬美元/年的價格。在20年前，這一定價尺度是無人能想象到的。

高回報預期成主驅動力

在1990年代，如果有人帶著一個依賴于定價方式來實現高銷售預期的研究組合走進輝瑞的研發評審會議，其很可能被請出會場。研發一只每年僅為20名患者治療的藥品在當時看來是荒謬可笑的，但如今人們對此看法有很大不同。當前，醫藥產業有很多的激勵機制鼓勵企業為罕見病或特殊腫瘤患者研發治療藥物。患者群體被清晰地界定，患者利益主張團體會相應提供支持，醫療需求較容易被認識到。此外，1990年代時FDA藥物評審的臨床試驗需求并不大，僅需要200個受試者或更少。如今，一只心血管病新藥臨床需要花費4年時間對2.5萬個受試者進行試驗。但毫無疑問，作為研發項目的主導驅動因素，如今基于定價策略的高研發投資回報率預期，對于一只真正有效的孤兒藥而言是可能實現的。
定價高昂的新藥總是不出意料地引起醫藥產業的廣泛關注，尤其是支付方。《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近期一篇名為《處方藥價值衡量》的文章，提出了關于研發主導因素優先次序轉變和新藥高昂成本的一種有趣的設想：患者對持續增長的藥價所產生的憤怒情緒是可以理解的，觀察人士卻稱該定價策略是基于企業研究、開發和生產成本來執行的，這種說法難以令消費者信服；而側重體現藥物治療效益的價值導向定價方法，能夠鼓勵企業研發生產出更多消費者真正需要的產品，并形成良性循環，激勵更多相似的研發行為。
對于罕見病或特殊腫瘤患者而言，生物制藥產業的研發主導因素優先次序轉變很可能是受推崇的。從2015年的藥品審批結果來看，對研發企業和投資者有利的藥價預期，著實激勵了生物制藥產業新藥研發，并改善了很多患者的健康狀況。如果政府和監管機構開始向生物制藥產業施加政策性壓力，特別即將到來的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所提出的降價主張，對于該領域創新研發將帶來的影響很值得關注。